善始难善终孙权逼死陆逊深层次原因

  处于江东大族领袖地位的陆逊,自然是孙权最担心的。这种担心在两宫之争最直接地表现出来,事关孙吴的未来,孙权和陆逊对此都非常重视。而陆逊过于积极参与此事的态度,显然引起了孙权的不满,孙权“累遣中使责让逊”,导致陆逊屈死。

  陆逊(183245),是三国时期的重要的人物,对三国的局势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但是学术界对陆逊的研究并不充分,多是从陆逊为将、为相的角度出发,分析陆逊的军事、政治、法律才能。本文试图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,从陆逊与孙权的关系入手,揭示陆逊在陆氏宗族内部地位的变化,陆逊与孙权关系的变化,从而进一步思考孙权在稳定政局上所做的努力,陆逊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,以期有助于加深对孙权政局的理解与认识,同时丰富陆逊的形象。

  江东陆氏,“世江东大族”在江东有着重大的影响,在东汉末期,处于家族族长地位的应该是陆逊的从祖陆康。陆康时任庐江太守,很有政绩,陆逊因为少孤,得到了陆康的照顾,所以陆逊“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”,这时的陆氏仍然是强盛的。不过,在东汉末期的军事斗争中,陆康与袁术结怨,袁术派遣孙坚的长子孙策攻打陆康,城破,陆康不久也病逝了。陆氏“宗族百余人,遭离饥厄,死者将半”。本来兴旺的陆氏,因此战受到了极大的损失。而此时的陆逊,在战前已被陆康派潜回了家乡吴郡,“康遣逊及亲戚还吴”,并且,“逊年长于康子绩数岁,为之纲纪门户”。庐江之战发生于公元194年,陆逊此时也不过十余岁,而能够得以为陆康纲纪门户,可见陆逊的才能是很出众的,亦可以说明回到吴郡的陆康这一支的成员中人才不多。

  陆康这一支受庐江之难,损失惨重,但陆氏宗族本是吴郡吴人,根基部分并未被摧毁,是陆氏整个宗族势力仍然强大的原因。不过,在封建的家族制下,虽然陆康这一支受到了巨大的损害,但无疑仍然是陆氏的领袖。回到吴郡的陆氏成员中,陆绩与陆逊是同样主要的人物。陆绩是陆康的少子,在封建家族长下,有着陆氏嫡宗的身份,所以虽然陆绩年幼,却当之无愧地是陆氏宗族的代表者。而陆逊因为父亲去世得早,并没有大的家庭背景,在家族地位上,是不能和陆绩相提并论的。在辈分上,陆绩是陆逊的叔父,这两层的关系,导致在陆氏宗族内部,陆绩的地位要远高于陆逊,陆逊只能居于陆绩之下,而这一状况也是被江东人士所认可的。《三国志》记载:“孙策在吴,张昭、张纮、秦松为上宾,共论四海未泰,须当用武治而平之,绩年少末坐,遥大声言曰:昔管夷吾相齐桓公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不用兵车。孔子曰:“远人不服,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,而惟尚武,绩虽童蒙,窃所未安也。昭等异焉。”可见,陆绩虽然年纪小,但是能够参与到孙策的会议中,说明了陆氏在江东的地位高,亦可说明,陆绩是陆氏的代表人物,且被孙策所承认。从陆绩的言语又可知,陆绩是不亲和孙氏的。由于孙策对庐江的攻打,导致了陆康的死亡,作为陆康少子的陆绩仇恨孙氏是很正常的。不过,陆氏和孙氏的关系很微妙,“孙坚与同郡大族陆氏,如前所述,无嫌隙亦少瓜葛”。二者的结怨只是因为孙策对庐江的攻打,但当时的孙策也是听命于袁术,所以在道理上,二者的仇恨有缓和的空间,刚刚占有江东的孙氏迫切的需要大族的支持,而陆氏宗族谋求发展自然也需要与孙氏联合,孙陆之间有着互相合作的需要,这是孙策请陆绩参加会议的原因。但是,陆绩对孙氏的仇恨,导致孙陆的联合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,不可能十分融洽,这对双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。

  陆绩由于出身的原因,即不是嫡宗,父亲又早逝,几乎没有背景可言,而陆逊的优势在于,自己已经长大,能够谋求自身发展,父亲死后,长于陆康府,与陆康的关系非常亲近,甚至曾纲纪陆康之门户,在陆氏宗族的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。在陆绩与孙权冷淡的情况下,此时的陆逊积极地参与到孙权的政权建设中,“孙权为将军,逊年二十一,始仕幕府,历东西曹令史,出为海昌屯田都尉,并领县事”。这是《三国志》中所记载的陆逊前期的从政情况,虽然陆逊的官职并不高,但可见其态度至少是温和的。陆逊此时最主要的突破是借着会稽山贼潘临的机会,得到了招兵的权利,“部曲已有二千余人”,有了军事上的地位。

  陆逊的积极态度,无疑会令孙权重视,也会令陆氏宗族重视。曾经为陆康纲纪门户的陆逊,很容易被陆氏宗族所认可。在陆绩不能带领宗族走向繁荣的情况下,陆逊则是很好的宗族领袖继承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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